​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之谜

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之谜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的大军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朱允炆被困在了皇宫之中，但是出乎朱棣意料的是，皇宫内突然燃起大火，整个皇宫陷入一片火海。皇宫内为什么会突然起火？建文帝究竟是葬身火海了还是秘密出逃了？几百年来，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未解之谜，那么，我们能否从浩如烟海的搜寻到蛛丝马迹，从而破解建文帝下落之谜？

其实关于朱允炆下落的记载，在《明太宗实录》和《明史》中都有记载，只是这两份材料间的记载很冲突，据《明太宗实录》（朱棣最初庙号为明太宗，后被改为明成祖）记载：朱棣率军攻克金川门后，建文君急急忙忙想要出门来迎接，可是左右大臣都不见了，身边只有几个随从。建文君嘴里叨叨着：“有什么面目相见呢？”说罢，就转身放了一把火把皇宫烧了。过了一会儿，太监们从废墟中扒出一具尸体，烧得面目全非，报告给燕王。朱棣看着这个从废墟中扒出来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说道：“哎，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我来就是帮你管理国家的，你怎么就浑然不觉，走上了这条绝路呢？”八天后，朱棣以天子的礼仪把这个从废墟中扒出来的尸体给葬了。

按照《明太宗实录》的说法，朱允炆是放火自焚而死的，但这种说法不大可信。其一，称呼不对。《明太宗实录》中，称朱允炆为建文君，这显然朱棣的口吻，朱棣认为，朱允炆的皇位来的不合法，所以没脸见他，自焚死了。但是试想一下，朱棣连称呼都能改，那还有什么不能改？其二，死者身份不明。太监们从废墟中扒出一具尸体，烧得面目全非，怎么就能证明这就是建文帝？另外，《明太宗实录》的补本中有一句：“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意思是朱棣把从废墟中扒出建文帝的皇后马皇后的尸体撒谎说是建文帝的尸体，虽然这本《明太宗实录补遗》无法排除对朱棣抹黑之嫌，可是也你很难反驳是否确有此事。根据以上两个疑点，建文帝很可能没有死，而是逃离了现场。对于此，朱棣心知肚明，为什么这么说？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朱棣对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棣说他在宫中找不到朱元璋的墨宝和玉玺，传言说是建文帝当时放火烧宫时都被一并烧毁了。可是朱棣心里应该很清楚，墨宝可以烧毁，但玉玺是用玉石做的，大火很难焚毁，在大火中充其量也就会破碎，而且也一定会留下残骸。试想一下，建文帝既不选择投降，也不选择自尽，而是带着玉玺逃走了，说明他很有可能想东山再起。因此，建文帝的下落就成了朱棣挥之不去的梦魇，他始终设法想找到朱允炆的真实下落。朱允炆到底去哪了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千百年来，人们纷纷对建文帝的下落进行猜测，进行解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在他的《明史纪事本末》第十七卷《建文殉国》中的记载。在这一卷中，谷应泰对建文帝如何放火、如何逃出皇宫、如何在民间隐居、最终的结局又如何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明成祖朱棣像

可是我觉得谷应泰的这段描述疑点重重。疑点一，起火的原因。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四年，建文帝听说朱棣率军攻入了金川门，在皇宫中徘徊来徘徊去，想要自杀又犹豫不决。边上的翰林编修程济就劝谏说：“与其自杀，还不如逃亡，另寻时机以求东山再起。”这时候，太监王钺对建文帝说：“高皇帝（朱元璋）临终前，留下了一个匣子，并告诫我说：‘只有遇到大事和危难时才能打开。’”众人听后赶忙让王钺去取。不一会儿，王钺从奉先殿拿来了一个红色的匣子，匣子四周都用铁封死了，两把锁也用铁水浇灌着。建文帝看到爷爷给自己留下的遗物，不禁痛哭失声，等回过神，他连忙命人放火焚烧皇宫，马皇后随之赴火而死。可是我觉得，这把火烧得有点儿太莫名其妙了，按照常理，朱允炆看到爷爷留下的盒子，第一反应该是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否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解决当前的困境，这个时候他下令放的哪门子火呢？要放火也应该是他逃出皇宫的时候，放火做掩护，何况朱棣看到宫中起火，肯定会派人来救，他还怎么逃脱？另外，马皇后投火自焚也显得十分突兀。

疑点二，出逃的方式。随后，程济砸破匣子，里面有三张度牒，即出家人的身份证，袈裟、剃度的工具、鞋子和一封信。度牒上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信上写道：“应文当从鬼门出，其他人当从水关御沟出，然后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看到盒子里的东西，仰天长叹道：“这就是天意啊!”之后，程济就为建文帝剃了度。由于建文帝的名字中带有一个“炆”字，所以便自称“应文”；吴王教授杨应能说：“臣的名字中带有一个‘能’字，那我就是应能了，我愿意剃度追随陛下。”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的名字中带有一个‘贤’字，那我就是应贤了，我也愿意剃度追随陛下。”就这样，建文帝、杨应能和叶希贤三人都剃度后，乔装打扮成僧人的模样从鬼门潜出了皇宫。出了皇宫后，众人来到了一处水边，河岸上泊着一只小船，船上是神乐观的道士王升。王升一见到建文帝，连忙跪倒叩头说：“臣在此等候多时了，臣之所以知道陛下会来，是因为高皇帝（朱元璋）前两天托梦告诉臣，令臣在此恭候陛下。”随后，这一行人就上了小船，来到了太平门。

这一段的描写太神乎其神了，朱元璋简直料事如神，他不仅算到他死后朱棣要造反，还算到孙子要兵败出逃，并且为孙子设计好了逃亡的方式和路线。更荒唐的是，他还提前告诉王升按时接应建文帝，这种描述方式类似于魔幻小说，直接颠覆了谷应泰这本《明史纪事本末》的历史真实性，不过逃出皇宫之后的描述就基本是写实的方式了。

应该说，无论是《明太宗实录》还是《明史纪事本末》，对建文帝下落的记载都疑点重重，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模糊的记载，为后世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假如建文帝真的没有葬身火海，而是逃出了南京城，那么建文帝又会去哪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又是怎么说的？

建文帝与大臣们分别从鬼门和水关御沟潜出了皇宫，于傍晚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稍定下来，建文帝对身边这些不顾生死追随自己左右的股肱之臣说道：“今后我们就以师兄弟相称吧，不必再拘君臣之礼了。”众大臣听后，涕泪不止。兵部侍郎廖平说：“大家对陛下的忠心日月可鉴，也都愿意追随陛下，但随行人员太多容易暴露，陛下身边不能超过五个人。这样吧，就让那些身强力壮，家中没有拖累的人追随在陛下左右，其余人等都先各自回家，时刻准备支持和接应陛下的逃亡。”众人听后纷纷点头应允，这时神乐观的道士端来了饭菜，众人席地而坐，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就依依惜别了。在此期间，众人商量好了让杨应能、叶希贤和程济四人跟在建文帝身边，其他的人先都回到自己的老家，为建文帝在逃亡的主要道路上提供衣食住宿的支持。

杨应能和叶希贤一身和尚的装扮，而程济乔装打扮成了道士，决定了跟随在建文帝左右的人，那么逃亡的第一站应该先去哪？最后众人商定先北上，可是这天晚上，建文帝突然足疾复发，无法行走，只能坐船，于是只好暂且放弃北上的想法，转而坐船南下去吴江县史彬的家。天蒙蒙亮时，史彬来到江边寻找船只，在江边，有一只小船，忽然听到船上传来吴江人交谈的口音，史彬一听是家乡人，连忙去叩船，一打听，原来是家乡专门派人到南京寻找自己的下落。于是，建文帝一行人就上了这只小船，取道溧阳，辗转奔向苏州吴江县，于当年八月，建文帝一行人来到达了吴江县史彬的家。

不久，礼部下发的行文就到了各州县，朱棣下令各地追缴建文帝时期任命官员的诰命。吴江县丞到史彬家追缴诰命时，发现史彬竟然在家，便对史彬说：“听说建文帝在你家吧？”县丞此一问把史彬吓了一大跳，连忙回答道：“没有！”县丞瞥了史彬一眼，然后带着讥讽的笑离开了。显然县丞已经产生了怀疑，史彬家是不能再待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建文帝就带着两个和尚和一个道士悄悄离开了史彬家，辗转奔云南而去。

就这样，三个和尚和一个道士模样的人就奔云南而去，建文帝在全国漂泊逃亡主要靠沿途建文朝旧臣的接济和帮助。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十三日，建文帝终于到达了云南永嘉寺。

永乐二年二月，建文帝离开云南，去了重庆，之后走水路抵达了襄阳，然后又从襄阳于当年八月再次来到了吴江县史彬的家。

当时天色已晚，史彬一家刚掌上灯准备吃饭，这时建文帝突然闯了进来。史彬看到建文帝突然来访，不禁热泪盈眶，赶忙把建文帝迎进来，准备酒菜招待他。史彬看着风尘仆仆的建文帝，说道：“微臣已经恭候陛下多时了，就盼着您早日能来。”说罢，众人围在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建文帝对史彬说：“我明天一早就得离开。”史彬一听这话，说道：“臣打扫房间等待陛下多日，若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还请陛下见谅，臣想请陛下多住些时日，为何陛下却要匆匆离开？”建文帝答道：“昨天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一位官员，他瞪着眼睛看我，我认识他，他也一定认出我来了，我怕他会向朱棣汇报，从而连累你，所以我必须趁早离开。”史彬听后，说道：“臣不怕。”然而话至于此，建文帝执意要走，史彬见建文帝穿得衣衫褴褛，于是请求他再待三天，然后连忙让家人给他赶制出一套新衣服和鞋子，三日之后，君臣二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永乐四年五月，建文帝在云南的白龙山搭建了一间茅草屋，过上了出家人的生活。第二年，建文帝听说有一个叫胡濙的朝廷官员在全国到处打探他的消息，建文帝听说后，十分紧张，从此深居简出，再也不敢轻易出门了。可是这年夏天，建文帝又染上了痢疾，面容枯槁，不久粮食又断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又因怀有戒心，不敢出山寻找食物，可以想象，这段时间建文帝过得有多困苦。就在这个时候，史彬、程亨、郭节三人前来探望建文帝，建文帝见到三人，不禁悲从中来。由于饥饿难耐，建文帝问三人说：“你们带吃的了吗？我都好久没吃饭了。”三人听闻后连忙把随身携带的食物拿了出来，由于史彬在建文帝身边工作多年，因此知道他的喜好，带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建文帝看见吃的就是一顿狼吞虎咽，看得史彬等人心痛不已。

君臣见完了面，吃完了饭，建文帝就催促他们赶快下山回家，以免引起怀疑。临别时，建文帝嘱咐他们说：“今后不要再来了，一来旅途太遥远太艰辛了，二来各个关口盘查得很严，可能会有危险。何况我现在过得很好，你们不要再惦念我了，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就这样，三位大臣与建文帝依依惜别，含泪而去。

建文帝朱允炆像

那个四处打探建文帝下落的胡濙是什么人？他是朱棣手下的一名官员，当时的官职是吏部都给事中。吏部都给事中是一个七品小官，朱棣派这么个小官去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就是不想引起世人的注意。而且朱棣告诉胡濙不能以探访建文帝的下落为由在全国四处巡视，那不等于告诉大家建文帝还活着，而是让胡濙打着寻找一个叫张邋遢的仙人，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张三丰的旗号四处搜寻建文帝。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胡濙的母亲去世，胡濙请求回家守孝，朱棣坚决不同意，而是让他坚持继续探寻建文帝的下落。随后，朱棣为了安慰这个手下，将胡濙的官职连升了好几级，提拔为礼部侍郎，让他继续寻找建文帝。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胡濙离开南京，再次踏上寻找建文帝下落的旅程。这一次，胡濙不再在全国漫无目的地乱转了，而是将目标锁定在江浙、湖湘一带。根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这一带的确是建文帝活动的主要区域，显然胡濙是得到了一些什么线索。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深夜，胡濙匆匆赶回北京，急着要见朱棣。当时朱棣已经睡下，听说胡濙要紧急觐见，知道他一定是打探到了什么消息，于是立刻起身召见胡濙。但是史书并未记载君臣二人谈了什么，不过，《明史•胡濙传》记载说：“漏下四鼓乃出。”四鼓，即四更，也就是凌晨一点至三点，如果朱棣十点就寝，那么两人至少谈论了三个小时。胡濙为什么这么紧急要见朱棣？又是什么事让君臣二人谈了这么久？很有可能是关于建文帝的消息。

谈完之后，《明史•胡濙传》又记载说：“至是，疑始释。”意思是说，到此时，朱棣心中的疑虑才彻底消除。这句话的含义很丰富，我觉得至少透露出了三层含义：

第一，建文帝真的没死，而是逃走了；第二，胡濙找到了建文帝；第三，建文帝很有可能通过胡濙给朱棣带话，说他不会再来跟他争夺皇位，让他放心做他的皇帝。这三个意思加在一起，朱棣总算彻底放心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所以说“疑始释”。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虽然没说胡濙和建文帝见过面，但对朱棣死后建文帝的生活，甚至他最终的结局都做了生动的描述。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建文帝离开云南来到了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这个时候离建文帝逃离南京已经过了近四十年了，皇帝都换了好几茬了，建文帝觉得不会有人再探寻他的下落了，于是就比较放松。有一天，在罗永庵兴致来了，就在墙壁上题了两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说：“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建文帝说，自己闲散久了都忘了皇帝的车驾是什么样的了，皇帝的龙袍也换成了袈裟。当年建文朝那些大臣如今早已不知身在何方，现在朝堂上还在上朝的只有一群乌鸦。

没想到，建文帝题的诗却被隔壁的有心人，一个与建文帝住在一起的老和尚抄了下来，并拿着对思恩知州岑瑛说：“我就是建文皇帝也，如今我已经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天了，如今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死后能葬在祖父的墓旁。”岑瑛听闻后惊骇不已，连忙把此事奏报给了朝廷。明英宗命人将老和尚以及与他同住的十二人全部缉拿进京，进行严加审问，就这样，建文帝辗转被押送到了京城。

审问的御史对老和尚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到正统五年，不过也就六十四岁，你怎么可能九十岁呢？”经过一番审问，老和尚最终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建文帝，而是冒牌货，自己的真名叫杨应祥。查明真相后，明英宗下令处死杨应祥，并下令将与他一同居住的十二人全部流放。此时建文帝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于是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给了御史。御史报告给明英宗后，明英宗不信，就派来了一个曾经服侍过建文帝叫吴亮的老太监去验明建文帝的身份。建文帝看到吴亮来探监，便问：“你叫吴亮吧？”吴亮马上矢口否认。建文帝说：“当年你曾经伺候过我，有一次用膳期间，有一片鹅肉掉在了地上，你用嘴地把肉叼了起来，有这事吧？”吴亮听罢，知道这真的是建文帝，跪倒伏在地上哭得抬不起头来。随后，他伏在地上，脱掉建文帝的鞋子，发现建文帝的左脚上果然有一颗黑痣，由是更加确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建文帝了。吴亮叩头于地，辨认完建文帝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上吊自杀了。建文帝的身份被确认后，明英宗将其迎入皇宫居住，宫中人都称呼他为老佛，这位老佛后来寿终正寝于皇宫之中。

谷应泰是个严肃的学者，他的《明史纪事本末》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但是，他对建文帝失踪过程和最终结局的描述却有很多情节不真实。一个严肃的学者为何要用虚构的方式，甚至采用一些民间的传说来写历史书？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许多关键情节没有材料了，比如皇宫失火的原因、建文帝出逃以及隐居的方式。这些关键的情节都缺少第一手资料，所以谷应泰就使用了很多民间传说；其二，朱允炆也很难以其他方式生存。以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没有经济来源，没法独立生存的朱允炆，除了按照谷应泰描述的方式之外，他真的很难生存。因此，即便谷应泰对朱允炆的整个隐居生活方式进行了虚构，但也基本符合当时的生活现实；其三，符合大众心理。中国虽然自古就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但人们往往还是比较同情弱者和失败者的。谷应泰对建文帝的描述虽然带有虚构和民间传说的成分，但也毕竟反映了当时的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对建文帝的同情。综合以上三个原因，再加上《明史·胡濙传》中，所谓的“至是，疑始释”的说法，我比较倾向赞同谷应泰对建文帝出逃、隐居和最终结局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