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我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除弊迎新的变革史；在这部变革史中，自有谭嗣同等甘洒热血的壮烈，亦有慈禧太后这等顽固守旧之辈；但更多是那些为这样的变革而不断做出贡献的人。近代史上，发生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医疗事故，由于受害人身份的特殊，尤其是作为受害人，为了能够让国人接受“西医”，反而为医院进行公开辩护，使得这起医疗事故知之甚广。这次事故，就是梁启超先生被协和医院误割肾事件。

▲ 梁启超

1924年9月，梁启超发妻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医治无效，于13日逝世。梁启超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妻子的不幸，让梁启超一度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哀伤至绝。直到1925年10月，梁启超居然还能写出《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深情之至，令人潸然泪下。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

在这样的大悲痛中，年仅51岁梁启超变得迅速衰老，精神状况大不如前，尤为严重的是，他开始尿血。梁启超隐瞒着，怕大家为此操心；然而终于隐瞒不住了，他患了尿血症。1926年1月，梁启超来到北京德国医院，请求克礼大夫诊断；开完药后，克礼大夫嘱咐他悉心调养。当尿血逐渐好起来时，他还是没有听从医嘱，却费尽心思，研究出一幅《先秦学术年表》。结果病情加重了。

▲ 北京德国医院：后排为狄博尔院长、克礼大夫和汉霍特·格林大夫

克礼大夫抱怨他不听从医嘱，而他却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随后，克礼大夫强求他住院，为他做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因医疗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定根因。于是，梁启超转入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是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捐赠成立的，医疗水平极高，且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借助最先进的器械，很快确诊：右肾存在肿瘤，需要立即切除。在当时，西医在中国尚未立足，大部分疾病仍然依靠传统的中医治疗。决定手术时，很多朋友都来劝阻，梁启超自己也放心不下，于是寻找了北京中医四大名医的萧龙友大夫。萧龙友大夫诊断后，表示“肾脏无病”，开了一副药方，嘱咐梁启超长服。然而并未立即见效。梁启超终于决定去协和医院进行切除手术。

▲ 北京协和医院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了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刘瑞恒大夫，协和医院院长，著名的外科专家；其副手，一位声名赫赫的美国外科医生。两位大夫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然而，手术之后，尿血依然；虽然血量减少，但化验表明病症并未消除。协和医院再次进行全面复查，无果；最后得出结论：无理由之出血症。直到4月12日，梁启超无奈出院。

梁启超是当时政治界、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协和医院误诊一出，便立即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众人纷纷指责“西医害人”；尤其是他的学生，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为老师“白丢腰子”鸣不平；陈西滢写出《尽信医不如无医》的文章，居然绘声绘色地描写医生们如何将任公当做手术试验品。他们作为报刊主编，占据有利地形，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并扬言要告上法庭。

▲ 英文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为了维护西医的在中国的形象，梁启超禁止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告上法庭”的举动，并表示不求赔偿，不要道歉。6月2日，梁启超写了一篇英文的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明确表示，对西医的肯定：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轻率），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章的最后，梁启超道出了自己的愿望：“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 梁启超和孩子们

至于百年来的争论，一直围绕“有没有割错肾”的问题。费慰梅、林洙等人认为诊断结果是左肾坏死，但因为医护的“孟浪”而错割右肾，并将真实情况作为最高机密隐瞒。然而作为当事人，梁启超明确表示，并未割错；其弟梁启勋在《病床日记》中说：

“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梁启超逝世后，长子梁思成写就文章《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也提到“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确认了协和医院并未割错肾。

看来协和医院确实并未割错肾。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第五章《回家》中，将梁启超尿血及手术时间全部写成1928年，比真实年份要晚两年，因此其考证粗糙，不足为据；而林洙则是更要擅长胡说八道一些，其对林徽因的抹黑就饱含偏见。

▲ 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封面照

然而，右肾切除，尿血未止。虽然协和医院并未“割错肾”，但是误诊却是明确的事实。梁启超认为，总体情况要比以前好一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只要休息的好，病情也要轻微许多。9月14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详细提到了协和医院的误诊：

“他（伍连德大夫）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

▲ 晚年梁启超

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先生笃信科学，坚持认为西医是科学的代表，希望自己能够维护西医，以便让“中华民族”（梁启超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提出）能够坦然接受西医，接受科学。1928年底，梁启超因肺病再入协和医院，然而终不能治。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在病源未发现前，如其病不治，则以其尸身解剖，务求病源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